学术圆桌 |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
编者按 日前，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：“中国过去是、现在是、将来也必然是外商理想、安全、有为的投资目的地，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，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。”
当确定性成为动荡世界的稀缺品，中国从不动摇的开放抉择为经济全球化注入引领性力量。在复杂动荡的国际经贸环境中，中国何以被外资视为“确定性的绿洲”？如何深刻理解外资企业是中国发展进步的“三个重要参与者”？如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提振外商投资信心？如何进一步以开放促发展，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大机遇？本报邀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。
主持人：陈瑜 本报记者
嘉宾：殷德生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、教授
赵蓓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（主持工作）、研究员
夏玮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创新与治理研究院（智库中心）副院长、教授
视觉中国
主持人：从“下一个‘中国’，还是中国”到“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”，中国被外资视为“确定性的绿洲”，不仅成为最佳投资目的地的代名词，也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。如何全景式解码中国这片投资热土的巨大吸引力？
殷德生：中国成为外资“确定性绿洲”主要有三大优势。一是投资中国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居全球市场前列，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。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，人均GDP突破1.35万美元；拥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，绝对规模世界最大，蕴含着巨大投资和消费潜力。超大的国内市场为外资投资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提供了占领先机的机会和优势，尤其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数字经济、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。
二是投资中国的产业链优势。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，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.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。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提升外资的产业链、价值链、创新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基础性支撑。正因为如此，当前外商在华投资覆盖20个行业门类、115个行业大类，累计设立企业124万家，投资额近3万亿美元。
三是投资中国的制度保障优势。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。中国一直致力于为外资企业提供投资兴业的沃土。一方面，已形成了以《外商投资法》为代表的较为健全的利用外资法规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，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，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。例如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最早190项缩减到现在的全国版29项和自贸试验区版27项，制造业领域实现了“零清单”，外资企业的服务保障体系日趋完善。另一方面，中国长期保持政局稳定、社会安定，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，提供了透明、稳定、可预期的宏观政策环境。
夏玮：中国市场的系统性优势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独特机遇。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今天，投资中国不仅意味着分享当下的增长红利，更是布局未来的关键选择。正如许多跨国企业所言：“在中国市场的成功，将成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基石。”
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，是全球消费增长的核心引擎。中国14亿多人口和4亿中等收入群体形成“金字塔式”消费结构。特斯拉中国销量占全球三分之一，展现高端消费活力；县域经济崛起推动吸引外资入驻；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也将激活万亿级市场空间。
在创新生态方面，中国已成为全球科技革命的试验场。大众与地平线合作开发智能驾驶技术，勃林格殷格翰已与全国32家重点研究中心建立了临床研究的战略合作关系，体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优势。“东数西算”等国家战略配合完善的数字基建，为外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创新底座。
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，政策稳定性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。在动荡的全球环境中，中国社会稳定的“避风港”效应凸显。同时，中国强大的产业链韧性、完善的基建网络和稳定的能源供应，有效规避了全球供应链波动风险。
赵蓓文：中国这片热土的巨大吸引力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。例如，我国电信业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，与世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。又如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“瘦身”，用“减法”释放吸引外资“加法”效应。在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同时，中国致力于政策措施的落地，加强了政策的执行力和透明度，优化了营商环境。可见，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，因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，更多的领域和行业都会对外开放，中国开放的制度优势会越来越明显。那么，谁能够未雨绸缪，能够抢先在中国这片投资热土上投资，谁就赢得了先机，赢得了机遇。
主持人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外资企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，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创造的重要参与者，是中国联通世界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。”如何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？
夏玮：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三个“重要参与者”的论断，深刻揭示了外资在中国发展的三重关键角色。从实践维度看，这种参与不是单向的资金技术输入，而是双向的价值共赢。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，外资企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，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“催化剂”。比如，德国大众与上汽的合作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体系现代化，苹果供应链培育出立讯精密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企业。作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者，外资企业是市场化改革的“压力测试器”。从早期特区试验到加入WTO后的全面接轨，外资进入倒逼国内制度创新，如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、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推广。更重要的是，外资企业搭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“双向桥梁”。比如，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不仅面向中国市场，更成为全球出口基地；跨国药企在华研发中心既服务本地需求，也贡献全球医疗创新。这种深度嵌套的产业联系，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网络的关键节点。阿斯利康在上海建立全球研发中心、西门子成都工厂成为“工业4.0”全球样板，表明外资企业正在更深的层面参与中国高质量发展。这种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，将持续为经济全球化注入确定性力量。
殷德生：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/3的进出口、1/4的工业增加值、1/7的税收，创造了3000多万个就业岗，而且促进了中国技术和管理进步，推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。当前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，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、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。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也承担着重要责任。随着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的深度调整，世界经济区域化特征更加明显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、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深化调整，跨国公司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的意愿更加强烈，谋求更加多元化布局。中国在吸引外商投资上，一方面，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，适应产业链数字化、价值链数据化、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智能化的发展趋势。另一方面，稳步扩大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，适应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引领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发展趋势，投资议题由“边境措施”向“边境内措施”延伸，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，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，让外资企业在已开放的领域“既准入又准营”。
赵蓓文：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中国从最初的引进外资注重数量，到引进外资注重质量，到注重吸引海外人才进来，实现了从“引资”到“引质”到“引智”的渐进式发展。吸引外资从最初的“以市场换技术”，到通过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创新，不仅通过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提高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，而且通过“鲶鱼效应”激发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活力，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。外资企业联通“内循环”和“外循环”，是中国联结世界的重要桥梁。从资金的引进到商品的输出（生产的产品出口国外市场），一桥连两头，外资企业联系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，同时也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。
主持人：近年来，外企在华投资呈现诸多新动向，从“谋生产”转向“谋研发”，从追逐低成本与政策红利，到扎根于中国广阔的创新沃土，在高新技术产业、绿色经济、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投资均显著增长。如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构筑起外资深耕中国的长期机遇？
殷德生：过去10年，在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86.4%，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336%。外企在华投资进入了新阶段，这就需要构筑投资中国的长期机遇。首先，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。加强绿色发展、数字经济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多边投资合作。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上，重点在于产权保护、产业补贴、环境标准、劳动保护、政府采购、电子商务、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相通相容。其次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。保障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，包括依法公平获得生产要素、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，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，着力整治一些领域的“内卷式”竞争，维护外资的合法权益，优化新业态新领域的市场准入环境，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，健全外资企业破产机制和退出制度。最后，实施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，增强我国引资战略创新的金融服务支持。进一步扩大外资企业国际融资渠道，增强资金跨境流动和高端要素配置能力，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积极探索灵活有效的监管方式，加快构建自由贸易账户网络体系，积极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实现的有效途径。
夏玮：当前外资在华投资正经历深刻转型，从传统的成本导向型向创新驱动型跃升。据统计，2023年高新技术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比突破37%。这一趋势要求我们以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，构建适配创新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。一是建立创新要素全球配置通道。建议试点“科研物资跨境快速通关”机制，对研发用设备、样本实行“一次审批、多次通关”；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建立国际数据合作试验田，在智能网联汽车、基因治疗等领域实施分类分级数据流动管理。同时升级“外国人才来华工作许可”为“国际创新人才通行证”，实现工作许可、居留证件“一窗联办”。二是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。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，探索更多首创性、引领性知识产权改革事项落地，在数据知识产权保护、知识产权审批护航新质生产力等方面持续创新。支持WIPO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发挥更大作用。三是加快建立与国际互认的碳核算体系，在自贸试验区试点外资企业直接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。对新能源、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外资项目，实施“环境效益评价+容积率奖励”的激励政策，推广双向奔赴的上海“特斯拉速度”。
赵蓓文：首先，对标国际著名的金融中心以及跨国公司投资地，必须打造一流的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。消除部分跨国公司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顾虑，在体制机制改革和信息发布方面做到透明化，让外资投得透明、投得放心。其次，狠抓政策落实。细化各项政策的落实，提高执行力，做好外资企业的“贴心人”，帮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困难。例如，加强跨国公司人员流动的便利化，在签证等方面强调时效化，简化相关手续；跨国公司生产的商品出口、所需的原材料进口，包括资金的进出，在操作层面可以进一步简化手续，部分手续可以通过线上操作或实行单一窗口操作；出台新的政策以鼓励跨国公司利润再投资。最后，吸引海外高科技人才以及留学生归国创业，投资中国。海外高科技人才特别是留学生，往往拥有比较先进的前沿技术，但是缺乏资金，因此，要加快培育孵化器，强化孵化功能。要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将科研项目的研发转化投产，发展为真正的生产力。
主持人：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。当保护主义的阴云聚拢、关税讹诈愈演愈烈，当确定性成为动荡世界的稀缺品，中国如何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智慧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？
殷德生：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以下特征：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、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、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以及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。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和贡献者。中国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，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，持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。我国引资战略创新日益聚焦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良性互动。一是打造亚太投资门户，建设亚太供应链管理中心，构建面向全球的投资促进网络，提升总部经济的能级，主动应对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调整的新挑战，吸引更多供应链核心环节集聚中国，持续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，形成国际投资制度创新高地。二是放大进博会对高质量引资的带动效应，提升进博会的引资促贸功能，增强进博会对要素的全球配置功能，凸显我国的首发经济优势。三是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，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，优化开放合作环境，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，构筑与数字贸易、绿色贸易和服务贸易相关的投资新优势。
赵蓓文：第一，积极应对动荡世界所产生的各类风险。必须全面、深入了解目前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，及时掌握主要投资来源国本国的政策变化及相关信息，有效应对外部风险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。特别是对一些政策变化频繁的西方发达国家，要保持实时跟踪研判。在研究过去投资轨迹的基础上，分析数据，建立起一定的预警指标和预警系统。
第二，分散风险。为了减少“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”的风险，应更为注重投资来源地的多元化，注重吸引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和地区的外资。2024年全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虽有下降，但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9080家，比上年增长9.9%，特别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（含通过部分自由港对华投资）对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7172家，增长23.8%，说明外商投资来源地多元化倾向日益明显，越来越多的外资近悦远来。
第三，提高引资的质量，要进一步抓住未来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三大产业领域：高新技术产业、绿色经济、数字经济。不仅要在全国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，还要进一步发挥22个自贸试验区在招商引资方面的“试验区”功能，打造新高地，探索尝试一些新的领域开放，并做好压力测试。
夏玮：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，以制度型开放为路径，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。中国推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，通过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等“五通”建设，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。中欧班列成为连接亚欧大陆的“钢铁动脉”；“小而美”民生项目的实施，使合作成果真正惠及当地民众。中国通过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、建设高水平自贸试验区、积极对接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。RCEP的生效实施，不仅降低了区域内90%以上的商品关税，更在电子商务、知识产权等领域建立了现代化规则体系，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“亚洲方案”。面向未来，中国将继续以制度型开放链接全球。这种开放不是零和博弈，而是通过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的融通，建立互信，持续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让各国在开放中共享发展机遇、共谋发展局面，共同谱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。
原标题：《稳稳的中国：外商理想、安全、有为的投资目的地》
栏目主编：杨逸淇 题图来源：上观题图
来源：作者：文汇报 陈瑜